寶筏同乘——香港佛教興學
上篇
導言
二十世紀初期，香港佛教界一直深居山林，以自給自足的農禪生活聚居。但隨著社會的發展，香港佛教漸漸走入城市，開始在市區弘法，包括創辦佛教學校、佛教團體及舉辦不同的慈善活動等，達至普度眾生、宏揚佛法的使命，讓佛教與香港的都市生活接軌。
而張蓮覺苑長就是帶領佛教走入城市的先軀。她不但創辦了香港首間女子佛教學校——寶覺義學，更設立了第一所位於港島區的佛寺——東蓮覺苑。
外形儼如一艘巨船的東蓮覺苑，蘊含大乘佛教度眾生到彼岸的法義。在輕視佛教發展的殖民地時期，張蓮覺居士帶領著一眾精英及有心人，排除萬難，在香港致力推動教育，達至興學弘法。以下介紹的七位人物，包括張蓮覺苑長、林楞真苑長、何東爵士、何世禮將軍、羅文錦爵士、何艾齡博士及澄真法師，分別由戰前至戰後盡心盡力推動香港佛學發展，有著重大的貢獻。
香港佛教能夠從傳統的「山林佛教」形式，成功突破發展為現代社會的「城市佛教」新方向，由二十年代首間佛教義學——青山義學的建立，穿梭年華至今，除了上述介紹的先導人物，背後還有強大的後盾支持著，例如江妙吉祥居士、黃允畋先生、覺光法師等。佛教教育隨著政策的轉變、人口的增減、經濟的發展，積極配合社會需要，實踐興學弘法的理念。
何張蓮覺苑長
「時局至今日……世界再次大戰爭……欲圖挽救，捨佛法無他途矣。然而宗教式微，未能普及，苛欲求佛法之振興，非廣教育，造就人材，相與宏揚不為功，因發願辦學。」
何張蓮覺苑長，又名張靜蓉，為香港富商何東爵士的夫人，是推動香港女子教育的先軀，除成立香港首間女子佛教院，其後更創辦東蓮覺苑，以弘揚佛法及提升女子教育為己任。
張蓮覺苑長認為女子「需要教育，實不後於男子」，然而當時香港的女性識字率卻只有12.2%，相比男性的73.4%相距極大，她先後於1930年代，於「多平民聚處」的香港銅鑼灣波斯富街及澳門龍嵩街設立寶覺義學，讓貧苦失學的女子得到教育的機會。
自1930年代向教育署正式註冊，到成立後為寶覺學校建立良好運作機制，張蓮覺苑長務求符合政府辦學的要求，由編寫辦學章程、教學內容到學生守則，一直親力親為。隨著學生人數的增加，由1930年代初收生約20人，到1938年近二百名學生，張蓮覺苑長多次向政府爭取地皮興建校舍，希望學生有更好的學習環境。
1934年寶覺義學校遷到由張蓮覺苑長在銅鑼灣山光道成立的東蓮覺苑內，連同寶覺佛學研究社（1932年成立）的遷入，1935年東蓮覺苑正式開幕，融合「女子教育」及「弘揚佛法」，實踐博施濟眾的目標。
張蓮覺苑長於1937年訂立遺囑，當中明確寫出，將個人擁有的財產悉數捐作東蓮覺苑永遠營運基金，同時委任林楞真為下任苑長及校長，並組織董事會，以助苑務及校務的長遠發展。可見她高瞻遠矚，早有打算，直至臨終一刻，仍然為東蓮覺苑及寶覺學校的未來打算。
林楞真苑長
「他們自幼得著這樣良好的教育，將來入身社會，自然成為良好的國民，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初步的教育，是最重要不過的……」
林楞真一直協助張蓮覺苑長弘法與興學育才的事業，不但於1932年全力協助位於青山的寶覺佛學研究社，其後在寶覺學校及東蓮覺苑成立後，張蓮覺為首任校長及苑長，需要林楞真幫助她處理大量實務性的工作，更於1937年在遺囑上委任林楞真成為東蓮覺苑苑長及寶覺學校校長。
自1938年接任苑務，直至1963年因病退居，25年間，林苑長除了致力推動東蓮覺苑及寶覺學校的發展之餘，亦一直為香港佛教的發展出謀獻計。二戰結束後，在林楞真及董事們的領導下，寶覺學校迅速發展，擴建中學，開設分校。同時，林苑長又致力協助其他佛教團體的發展，包括戰後向港英政府領取東本願寺為香港佛教聯合會會址，及於1945年協助香港佛教聯合會成立中華佛教義學及興建佛教學校，如青山義學、志蓮義學、慈航義學、黃鳳翎中學等。
何東爵士
「懂得施，方能受」
何東爵士送給平妻張蓮覺苑長的一份厚禮——十萬港元，造就了1935年東蓮覺苑的出現，同時，亦成就了張蓮覺苑長推動香港女子教育及弘揚佛法的決心。
何東爵士不只愛妻，也愛公益，推動香港的教育發展更是不遺餘力，由捐款興建英童學校、香港大學、香港仔兒童工藝院，又以皇仁書院舊生身份成立何東獎學金等義舉，都深受人敬佩。
在提升女子在香港受教育的事業上，何東一直開創先河，早在1930年，何東爵士先協助張蓮覺苑長創立香港「寶覺女子義學」及澳門「寶覺第二學校」；到戰後，又成立何東女子職業學校（1953），為香港首家女子職業學校。
在多次義行中，以對香港大學的捐款最為突出，自1911年的香港大學創校基金，到支持其後的擴建，到1950年更捐出100萬港元給香港大學，興建何東夫人紀念堂女生宿舍，1951年開幕典禮更邀得港督葛量洪及其夫人出席，轟動一時。
何東爵士一生大力捐獻，貢獻社會，更影響到身邊妻兒子女亦對慈善及教育盡心盡力，其對香港的付出，令他成為在香港殖民地歷史上唯一一位兩度獲英國皇室封為爵士的人。
何世禮將軍
「在家庭中，要克己復禮，做良好子弟，在社會上，要安份守己，做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公民，抱有守法及助人為快樂之本的精神，才不會辜負創校人士對同學的培育及期望。」
何世禮是何東爵士及張蓮覺苑長的兒子，同樣是張蓮覺苑長在遺囑上任命為東蓮覺苑永遠會董的親屬。在他1962年從軍人生活返回到香港定居後，除了參與家族企業的管理，例如擔任工商日報的董事長，何世禮更承襲母親的遺志，積極參與東蓮覺苑、寶覺女子職業學校、寶覺小學、何東學校等事務，在多次致詞中勉勵學生要貢獻社會，秉持良好品德，另外還捐款支持寶覺學校的發展，如支持「文錦紀念樓」的校舍裝修及添置教育設備等。
另外，他除支持本地教育外，亦於1995年，首次以個人名義捐款給由張學良創辦的東北大學，興建教學樓，支持當地教育，名叫「何世禮教學大樓」。
隨著何世禮於1962年回港，他同時要求遠在美國的兒子何鴻毅回港協助他管理家族及投資業務，包括打理工商日報及成為東蓮覺苑的董事，加深了何鴻毅對佛教的興趣，更於退休後專注佛學研究和慈善事業，成為推廣東蓮覺苑以至海外佛教教育的重要人物。
羅文錦爵士
羅文錦爵士，為張蓮覺苑長長婿，在張蓮覺苑長去世後，成為東蓮覺苑永遠會董，同時又屬華人立法局議員。為了實現張蓮覺苑長擴建寶覺學校的遺願，於1939年成功向港府購入東蓮覺苑北面毗鄰的地皮，作為寶覺學校的運動場及擴建校舍，其後因戰爭爆發及戰後政府欲收回地皮拍賣等原因，最終在羅文錦爵士多次與政府的角力下， 正式於1951年落成啟用，供一年級至六年級學生使用。
自寶覺小學於1951年擴充為寶覺女子初級職業中學，更於1956年開辦高中課程，羅文錦爵士認為必須像基督教或天主教辦學團體將佛學爭取為中學會考科目，最終在與林楞真苑長及江妙吉祥居士的努力下，終於成功爭取到佛學成為會考科目之一，對戰後推廣佛教有著重大貢獻。
其後羅文錦爵士因協助鄧葵玉小姐收回物業，得鄧小姐將物業贈予東蓮覺苑，因而創辦「寶覺小學」（現名為元朗寶覺小學），於1958年啟用，成為元朗區首間佛教小學。
除了協助寶覺學校發展外，羅文錦爵士於1959年向董事會提議利用東蓮覺苑前的花園，與教育署合資興建中學課室大樓。此議案在羅文錦身後仍然繼續，課室大樓終於在1961年落成，並命名為「文錦紀念樓」，以紀念羅文錦爵士對東蓮覺苑及寶覺學校的貢獻。
鄭何艾齡博士
「學校是培育人才的地方，對社會負很大的責任，辦學的人要真心的為教育而教育。」
何艾齡博士為何東爵士及張蓮覺苑長的女兒，不但聰敏有學識，而且對教育滿腔熱誠，對香港教育界影響深遠，同時亦推動了香港佛學的發展。何艾齡博士於1925年成為香港大學首位土生土長的女畢業生，先後到英國及美國修讀師訓課程及取得教育碩士文憑。
戰後她回到香港，身兼要職，不但是東蓮覺苑董事會成員，曾在寶覺學校佛學班教授英文，並在1948年受港府所邀成為教育司署「學校督學」及高級教育主任。因利成便，其後在爭取佛教成為中學會考選修科之一時，何艾齡與身任兩局議員的羅文錦都發揮了自身的專才及影響力，最終成功令佛學在殖民地時期列入為會考選修科，使佛學在香港邁前一大步。
何艾齡博士一生投身教育，尤重視香港婦女教育發展，除了支持父親何東捐款興建香港大學何東夫人女生宿舍及香港第一間女子職業中學，同時自1952年起在教育司署負責婦女教育工作；另外，亦關注香港心理精神健康的問題，曾參與成立香港精神病者協會，改善香港的精神病教育與服務。她甚至在退休後創辦孔教大成中學，並於1963年至1967年間擔任創校校長，教育精神長存。
澄真法師
「教育兒童，獎勵比懲罰有效得多。用嚴厲的態度去對待，只能使他們增加畏懼，在老師面前唯唯諾諾……我也不願意讓天真無邪的兒童，養成虛偽的不良態度。」
澄真法師對早年香港佛教界的發展，貢獻良多。她從寶覺佛學社畢業後，便致力幫助香港佛教的發展，不但促使了香港佛教聯合會的成立，更擔起幫助重建戰後香港佛教弘法的重任，團結香港佛教僧俗，並全身投入教育界，實踐以教育弘法的理念。
澄真法師是寶覺佛學社的首屆畢業生，師從佛教大德靄亭法師。戰後，她協助林楞真苑長參與佛教聯合會的工作。其後獲中華佛教學校聘用，自此投身教育行業。1948年在教育司署註冊為正式教師，曾於中華佛教學校、寶覺學校、佛教黃鳳翎中學和佛教黃焯菴小學等任教近四十年，執教佛學、中文等課，所教的學生無數，桃李滿天下。